明末，天启初年的辽东，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危险的是非之地。在袁崇焕出道以前，辽东已经有三位统帅挂掉了:

杨镐兵败下狱，

袁应泰战死疆场，

熊廷弼传首九边。

在此之后朝廷要找一个统帅都很困难，因为没人愿意去，而更让朝廷崩溃的是解经邦，这位解巡抚被相中以后，不仅一直拖着不去，而且还接二连三的上辞职信，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最后解巡抚不但如愿以偿，并且还获得了朝廷的保证，永远都不会再派他去了（永不录用），算是彻底逃出了生天。

送走解巡抚以后，朝廷为了避免再次崩溃，决定以“会推”来敲定一位辽东经略。所谓“会推”就是让大臣们互相推举然后票决，“会推”的基本法则是肥缺你争我夺、火坑你推我让，但无论如何都总会有个结果，这次的结果是王在晋同志不幸被选中了。

王同志被“会推”出来有两种可能，一是他确实有才，所以才被朝廷在辽东最烂的时候选去堵漏（估计少有人相信）；二是他属于无党无派无人爱的典型，所以在大伙自顾自家的情况下，他这种没人疼、没人抱的苦孩子就被“会推”出来，并送去辽东这种九死一生的险地（貌似符合逻辑）。

然而辽东虽是险地，但却也是充满机会的地方（毕竟是火线，保不定哪天就能坐上火箭），升迁的机会自然少不了，可惜依然跟王在晋没啥关系，因为他已经是统帅了，就是辽东最大的官儿，再升能升到哪儿去？总不能因为升迁就把您调离辽东这个火坑吧？所以，机会多是为统帅以下的人预备的，因此主动请缨来辽东的也有，在这些人中就有袁崇焕，而他的情况还特别突出，因为既有人推荐又是主动申请，哪怕停职留薪都愿意（私自翘班去了一趟），至于他为什么想来辽东，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总之如愿以偿。

袁崇焕初到辽东时是“山东按察司”的“佥事”[1][2]，在明朝也被称作“兵备”[3]。“兵备”本来是个很小的职务，早年间因为军队里许多武将大字都不认识几个，连写个检查都有困难，所以必须得配个代笔的文书，因此就有了“兵备”，但后来的变化却让武将们始料未及。

带兵是个很麻烦的事情，行军打仗武将可以独立承担，但其他许多事情却必须得有文化的人才能处理，比如钱粮领放、仓储收支、人数审核、战功查验、过错参劾、上疏陈情、下达政令、工程造办、屯田养马、地方民事等等，武将哪管得了这么些事情，而且好多事还不能让他们管，比如涉及钱粮领放、战功查验等等，所以就都交给了兵备，于是兵备的职权便逐渐的扩大了。

兵备职权扩大到一定程度时，武将们就只好甘拜下风了，因为你武将带了多少兵得由我兵备来点，该发多少粮饷我来发，你打仗的战功要我查验了才能报，你有什么过错我可以参劾，上面来了精神由我传达，你有什么情况通得过我转达，屯田归我管，造办归我管，养马归我管，民政事务一律我来处理……这么一来，咱们到底谁管谁啊？所以，兵备最终超越了武将，成了具备实权的地方军政长官。

再后来，明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“督抚兵备”体制，就是文臣领兵的制度，分总督、巡抚、兵备三级。一个总督管辖几个巡抚，一个巡抚又管辖好几个兵备，兵备则为其辖区内的军政长官。

不过，能被称为“兵备”的又分为“兵备道”和“监军道”[4]，其中“兵备道”属于上述地方军政长官性质（相当于防区司令），而“监军道”[5]却多是一些因事特设的专职（属特派员性质），袁崇焕初到辽东时就属“监军道”[6][7]。

本来，袁崇焕监军道的身份在史料上并无争议，可是《明史》却利用一个事件，杜撰出了一段极具忽悠效果的史文，从而忽悠住了许多后世的“史学大能”。

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，袁同学去辽东之后很快就成了熟脸，因为他个人不仅好表现、爱出风头，而且还时常处处逞能，最早的这种记录，发生在王在晋派他去前屯安置辽民的路上。前屯离山海关也就几十里路可走，骑着马溜一圈就到了，很普通一件事情，可袁崇焕却愣是走出了引人注目的效果，一般人都喜欢风和日丽、黄道吉日走大路，而他却与众不同，偏偏要选深更半夜去穿越豺狼虎豹出没的深山老林。

你说这又何必呢？这不有病吗？

若以理性来分析，发生这种怪事基本上有两种可能:

其一，他走错路了，实在没有办法，而他说辞不过是些掩饰的借口。

其二，他深夜入林是在向王经略证明自己不怕死，是个堪用之才。当然，这想法是够特别的，做法也是够极端的，不过王经略还是相信了，只可惜没有给好脸色。

王经略先还是鼓励了袁同志，说你不怕死是好事情，个人觉悟也很不错，还有远大的志向，是个值得重视的好青年[8]，《明史》上把以上这段客套的鼓励归纳为五个字，曰:“在晋倚重之”就完了，而丝毫不提还有下文，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，因为在下文里，王经略的话锋转向了。

在下文中，王经略告诉袁同志，就算你自己不怕死，可你死了任务没完成，那就耽误了国家大事，责任大发了，所以你这算是左倾冒险主义。你想想，个人生死和国家封疆大计，哪个更重要？随即制止了袁崇焕的其他轻率举动[9]。